2025年10月，特朗普政府以11月1日为期，威胁对中方商品加征100%关税，并对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
这一决定发生在联邦政府停摆、商务部三分之二雇员被迫休假之际，被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形容为情绪化的应激反应。
美国此次威胁加税并非首次。2025年4月，特朗普已将对华商品总税率推高至104%，并自4月3日起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5月起对汽车零部件加征同等税率。
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公开表示，这些关税是毁灭性的，将导致美国汽车制造商面临原材料短缺困境。
关税成本直接转嫁至美国消费者。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预测，服装价格可能飙升60%以上，基础药品价格上涨12%，食品价格上涨2.6%。
若购买模式不变，一个典型美国家庭将因新关税面临约4700美元的年支出增加。
关税宣布前几周，美国主要零售商客流量激增，沃尔玛和塔吉特等超市销售量显著上升，反映出民众的恐慌性囤货心理。
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是关税政策的重要推手。
2025年特朗普面临民主党弹劾威胁，农业州票仓因中方对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反制关税而动摇。
美国大豆协会表示产业尚未从2018年贸易战打击中恢复，农业逆差持续扩大。
这种压力迫使特朗普在承认关税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与维持强硬姿态之间反复摇摆。
中方采取精准反制措施，瞄准美国高科技和军工产业的供应链软肋。
反制策略包括对中重稀土的出口管制，并复刻美方长臂管辖及50%股权穿透管辖等手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王中美指出，2025年中美谈判焦点已从关税税率转向贸易限制措施，如中方的稀土、激光雷达设备，美国的芯片、发动机及设计软件等。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引发广泛不满。
民调显示超半数美国人认为加税将伤害美国经济及日常生活。
堪萨斯城的居民亚伦·韦伯因担心进口香料涨价，已在当地商店囤购约160美元的货品。
研究预测关税政策可能导致美国约20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
美国资本市场对关税政策效用表现出不信任。
在美方宣布情绪化反应后，关键金融指标出现波动。
同时，关税政策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供应链高管反映取消中方货运订单和弃货正成为常态。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数据显示，中方对美贸易依存度已从19.2%降至14.7%，而东盟连续14年保持中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中方通过“一带一路”市场拓展缓解对美出口压力，2024年对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13.8%。
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壁垒迫使跨国企业将供应链迁出中方，但现实是越南、墨西哥等替代国仍需从中方进口60%以上中间品。
这种依赖导致美国陷入越制裁越依赖的悖论。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政策目标发生显著变化，从第一任期更关注对华贸易逆差和遏制中方地位，转向强调关税收入和购买承诺，带有更明显的盘剥特点。
然而，其政策也遭遇国际社会反弹，加拿大对美汽车加征25%关税，欧盟拟对消费品实施额外关税，形成28国联合反击美国的局面。
关税工具在对华战略博弈中的实际效果呈现边际递减。
2025年上半年美方挥舞芬太尼关税及全面对等关税时尚具战术突然性，但至下半年，中美直接贸易已被120%以上关税事实中断，关税的威慑效果显著降低。
中方经济在关税压力下加速结构调整。半导体自给率从2018年贸易战前的15%提升至70%，稀土管制反制迫使特斯拉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
外部压力倒逼国产大飞机C919供应链本土化、人工智能芯片自主化进程加速。
美国商界部分产品获得关税豁免。4月11日，特朗普政府低调豁免了内存芯片、手机、电脑等约20种产品的对等关税。
这种选择性豁免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不确定性，许多美国消费者表示难以跟上政策变化节奏。
中美经贸博弈已从传统贸易战演变为涵盖科技封锁、规则制定权与产业链重构的立体化角力。
半导体领域的卡脖子禁令、数字贸易规则的竞争、产业补贴标准的交锋，凸显双方较量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关税政策对美国财政的支撑作用有限。
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填补财政窟窿，对华54%关税预计年增收入约1200亿美元，但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年利息支出超1万亿美元，关税收入难以根本缓解债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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